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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会专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:一场小展览,展出无界限的美

2018-12-25  6689

陈悦是早晨6点起床的,天色尚早,天空仍罩着一层黑色。

洗漱,吃早饭,在晨光熹微之时出门,赶往天津南站,搭乘7点38分开向北京南站的城际高铁,接着马不停蹄地换乘地铁4号线、13号线,然后在清华东路西口站B出口,骑上一辆共享单车,奔向荷清路上那一扇铁栅栏上的小门,穿过它,就到达了她此行的终点: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(以下称“艺博”)。

9点18分,她在巨大的浅绿色弧形墙前站定,凝视着几个白色的大字——“西方绘画500年”,感到自己因为前三个小时长达150公里奔徙而微微急促的呼吸正渐渐平息下来。她迈开脚步,悠游着向右侧走去,欣赏那即将徐徐展开的16-20世纪西方艺术史图景。

西方绘画500年展厅入口弧形墙

01 办展:“美”不是件容易事

从天津赶来的陈悦只是被这场展览吸引过来的庞大人群中的一员。

展厅内,有母亲半蹲在坐轮椅的女儿身旁,在一幅《渔夫的女儿》前轻声交谈;有年轻的老师带着学生在《拿破仑加冕礼》前讲起波旁王朝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历史;有人久久凝视《吸烟男子》画面中那一点光亮……

莫奈、雷诺阿、塞尚、梵高、毕加索、莫兰迪、沃霍尔……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名字,突然从白底黑字里跳出来,透过油画布或是丝网格,静静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沿着参观路线行走,从16世纪开始,走过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,走过两次工业革命,一直走到20世纪,耳畔仿若有汽笛声、电报声响起,历史从尘屑里露出一角,和画家“合谋”,进行一场盛大的诉说。

“展品数量不是最多,但重要性没有任何疑问,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好的关于西方绘画的展览。”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认为,就西方绘画史而言,展厅里的51位作者,每一位都“无法缺席”。

观展者在观赏马奈作品《漫步》

在本展策展人、清华美院副院长杨冬江看来,“浓缩的历史性”正是这场展览想要达到的效果。

“这是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,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,让公众对西方的艺术流派、重要的艺术家、世界名作以及背后的故事都有一些了解。”

这也是杨冬江在最初与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讨论展览内容时的考量。

东京富士美术馆成立于1983年,馆藏丰富,拥有3万多件藏品,从日本的浮世绘,到中国、日本、朝鲜等东亚国家的陶瓷,再到西方的摄影作品、绘画作品,可谓横跨亚欧,纵览古今。在众多珍品中,杨冬江最终选定了西方绘画板块的藏品。

谈起原因,他这样回忆,“艺博之前举办‘从莫奈到苏拉热’展览时已经对西方艺术史有过系统的梳理,但当时主要的遗憾是没能展出很多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。”东京富士美术馆在西方绘画珍品方面的系列收藏正能弥补这一缺憾,杨冬江希望,与东京富士美术馆合作举办的不只是一个泛泛的展览,而更是能引起轰动的代表作品展。

然而,展品清单的最终敲定也并非易事,包括马奈的《漫步》、雷诺阿的《出浴的女子》等在内的诸多作品都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镇馆之宝,很难说服其一次性出借多达数十幅的馆藏精品。

为了达到心目中理想的展览效果,杨冬江又几次与东京富士美术馆交流,想到此次合作的契机——纪念《中日友好条约》缔结40周年,他甚至搬出了“中日交流”的大旗,“我说,在这个中日交流的重要节点上,富士美术馆出借这么多藏品正能显示你们的诚意”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最终,东京富士美术馆同意出借。2018年4月,杨冬江奔赴日本,细致考察每幅作品之后,最终选定了如今展出的60件精品。

确定展品清单,签订合作合同,还只是举办一场展览的开始。

展览墙壁上的“东京富士美术馆”字样

从策展之想法伊始到展览最终落地,其中的诸多环节都需要艺博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。

展览部负责的项目总体协调与实施,包括作品运输、展览设计与施工、画册编辑与出版等,综合办公室负责手续报批、活动协调,典藏部参与藏品查验点交,学术部负责相关学术研究和内部刊物,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负责展览配套讲解及公共教育活动,事业发展部负责展览周边衍生品开发等经营事务,信息管理部负责宣传推广、网络支持,设备工程与安保部负责安保和设施保障……

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拆分成若干更细小的环节,需要艺博各部门人员亲力亲为。而一场精彩的展览,通常需要至少1-2年的筹备时间才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事实上,一场精彩纷呈的展览背后,细碎的工作多如牛毛。

就连墙体颜色的确定,都需要反复比较、打磨。

“墙面的色彩最能打动人,比如卢浮宫,你会看到经常用深红色或是蓝灰色,我们最终选用了这种浅绿色,因为它既能贴近这个展览浪漫抒情的气质,又不会去抢展品的风头。”杨冬江解释说。

“西方绘画500年”最终选定了浅绿色作为墙面的颜色,而这个颜色其实也是从五六个同类色中挑选出来的。

“西方绘画500年”的观展者

在展览部副主任王晨雅看来,色调对于一个展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,既要与作品保持和谐的关系,又要对主题有所呼应,而不同的尺度、色彩环境以及照明环境都会对色彩知觉产生影响,越是微妙的颜色影响越明显,所以颜色一定会经过多次打样试验——不同的颜色要一遍遍刷到墙面上在灯光下比照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设计与审美的过程,需要美的品味与美的耐心。

从艺博开馆以来就进馆工作的王晨雅,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项展览,她坦言,每个展览都会包含许多困难和插曲,因为每次都要面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件、背景、主题和作品。

但于“西方绘画500年”,还出现了新的挑战——语言。

多语种展览大多会都包含原文语种,“西方绘画500年”这个展览是中英双语呈现的,但作品解说多以东京富士美术馆对其藏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,这一部分是以日文书写的,翻译为中文后由中方策展团队进行了补充和修正,之后再翻译成英文。它的复杂之处在于,经过两次语言转换后的英文,还需要准确地还原原文语义及那些西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、艺术语汇的名词。

从英文到日文到中文再到英文,这个过程就好像“绕地球一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”,因此,展览的文案梳理工作花费了几乎两倍于其它展览的时间,经过中日两方团队的查阅资料、反复修改才呈现出最终的样子。王晨雅回忆起这个细节,感叹其“艰辛又费力”,不过,对她而言,这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,“今后再处理这类工作时便有了经验。”

办展这件“小”事,“小”就小在每一个细节的推敲、确定与落实,看似细碎,却关乎全局。

02 公教:“美”无界限

除了展览,点开艺博的公众微信号,最常见的便是各类活动信息:从嘉宾分享为主的“学术讲座”,到参与者动手实践的“手作之美”,再到能够与电影幕后制作人员直接交流的“艺博映话”,几乎每隔几天,艺博就会开展新一期的活动,内容从陶艺、油画、版画、印染到文学、电影、音乐,横跨诸多领域,可谓丰富多彩。

然而,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副主任张明坦言,最开始策划这些活动时,她们也曾忐忑:讲座会不会有人来听?开馆伊始时“手作之美”甚至没有合适的场地,“艺博映话”的放映场地也并没有最专业的放映设施,这些会不会影响最终的活动品质?

诸多犹疑、诸多不安之下,她们还是决定去做。

放映设备算不上最好,她们就以邀请演职人员对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关注;没有合适的场地,她们从零开始,最终在艺博西南门一层建立了固定的工坊。

她们相信,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博物馆必须要承担的公共职能。

艺博副馆长苏丹指出,时代越发展,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就愈发凸显——无论是专业教育,还是普及性的素质教育。在他看来,博物馆的维护需要公共经费——比如税收——的支持,相应地,它也是一种社会福利。博物馆就是课堂,人们可以在博物馆里学习,了解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、自然,乃至了解自身与社会。

好在,最终的效果没有辜负他们的初心。

开展公共教育的相关活动2年,“学术讲座”已经举办了67期,“手作之美”开展了24期,“艺博映话”也已经举办了12期,张明时常被前来参与活动的人们触动。

艺博学术讲座现场

她还能记得开展第一期学术讲座时的情景,那时邀请的是北京大学主讲《西方美术史》的丁宁老师,连着讲了12讲,几乎每一期都爆满,200人容量的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,有坐着轮椅的老太太,有从天津搭高铁来的、从青岛专程飞过来的,甚至还有不少三四年级的小朋友,张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境,似乎那副画面又重现在眼前,“那个时候是冬天,我们就早早把报告厅打开让听众进来等,那些小朋友都是坐在最前面,席地而坐,立好小台灯、小画板,丁老师一边讲,他们一边开始画思维导图。”丁宁老师讲西方美术史涉及到诸多繁复的流派、风格、年代,但最后小朋友们呈现出来的思维导图却非常清晰,“我们都非常的吃惊,惊叹于小孩的理解力和表现力。”

丁宁老师讲座现场

还有一次,她们邀请了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音乐创作者、作曲家王立平老师来做分享,为了减少听众等待的枯燥感,她们在报告厅内播放起了《红楼梦》中的插曲《枉凝眉》。

张明那时正在一楼等着迎接王立平,突然手机上收到了报告厅内的志愿者发来的小视频,点开一看,报告厅内已经变成了《枉凝眉》全体大合唱。原来,北京市有一个“红迷”组织,追随着王立平的讲座而来,其中还有特地从河北赶过来的,“她们唱的时候神情特别投入,看得出是全身心地热爱着《红楼梦》。”活动结束,这些听众把王立平送到楼下,围着车,迟迟都不肯走。有些听众称赞这次讲座组织得好,“有气氛”,张明却觉得,其实气氛正是这些听众营造的。

从7、8岁的小朋友到年近七旬的老人,从艺术专业的学生到与艺术完全无关的公众,从北京到天津、河北乃至山东,不同年龄、职业、地域的人都曾出现在艺博举办的这些活动上。

从事公教相关工作两年,张明觉得“做着做着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份工作,逐渐归于理性”,但是“观众是一群特别生动的人”,在某一瞬间,看着人们跨越种种差异,聚在一起,为着一刻审美上的愉悦,那样纯然的快乐,纯然的感动,“很令人动容”。

03 艺博:“美”育这件小事

2016年9月10日开馆,两年来,艺博发展得很快,它拥有一万三千多件藏品,举办过包括“对话达·芬奇”“从莫奈到苏拉热”“西方绘画500年”等在内的数个特展,也设有“尺素情怀”“营造`中华”“竹简上的经典”等常设展,另有公共教育部开展的各项活动,累计吸引进馆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次。

在副馆长邹欣看来,博物馆会改变一所学校的气质。她指出,尽管清华近年来一直在推进“文理兼容”的办学理念,但公众对于清华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“擅长理工科的学霸学校”这一层面。

而艺博的存在,正是打破这一印象的利器,“这两年我们也接待了很多人,他们最大的印象有两个,一个是‘你们的博物馆这么大’,一个是‘你们还有这么好的藏品’,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。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清华美院自1956年其前身中央工艺美院成立以来的收藏。”

而对清华的师生而言,有了艺术博物馆,就增加了近距离欣赏古今中外经典艺术的可能,邹欣认为,博物馆最大的特点正是它的包容性,从最鲜活、最当下的作品——比如美院毕业生的作品,到千百年沉淀下来的经典艺术作品,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艺术的不同需求。

艺博常设展览展厅

副馆长苏丹谈到艺术的价值,多次提到艺术的“变革与怀疑”精神。他认为,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对过去依照经验形成的俗规进行变革和批判,艺术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“怀疑精神”,在他看来,这和科学似乎形成了某种回应。

年轻、有活力,艺博面对的,却并非是一条全无挑战的坦途。

邹欣谈到,在已有100万的参观人次中,清华师生的比例大约为4.8%,而剩下的95.2%则来自社会各界。

这一数据似乎具有双重意味。

一方面,这似乎暗示着,尽管身处校园内部,同时为清华师生提供包括常展免票、特展半价在内的诸多优惠政策,艺博似乎还是未能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吸引众多师生的青睐。

另一方面,95.2%的校外人群似乎为艺博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提供了佐证——作为一座大学里的博物馆,它吸引了社会上如此多爱好艺术的公众的目光。但副馆长苏丹指出,有的时候,吸引公众的其实是清华,“有的人可能只是把艺博当作进入清华参观的便利通道”,而非艺博或艺术本身。”

在邹欣看来,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“看不懂艺术,那我去看什么?”的想法,但她认为,不懂,才更要多看,艺术的素养要在现场感受中提升。

而关于看展的命题,王晨雅同样认为“看不懂展更要多看”,更进一步地,她指出,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都缺乏对“美的教育”,或者,更确切地说,是对“欣赏美的能力”的教育,再加上社会物质层面的发展远远快于精神层面,所以才会有“脑子跟不上眼睛”的情况。

“看不懂展览的关键问题不是对历史的不解,而是艺术认知能力的缺乏,这种能力恰恰是没有定式的,也不能复制,只能多看多感受。”

而“美育”这件事,其实也是艺术博物馆的职能所在。

艺博一楼大厅人来人往

2015年,艺博馆长冯远提出“彰显人文、荟萃艺术,精品展藏、学术研究,内外交流、资讯传播,涵养新风、化育菁华”的建馆方针。两年多来,这座年轻的博物馆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策划举办高水平展览、组织开展丰富的公教活动,努力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,精心打造着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”这个品牌。

在苏丹看来,艺博未来的路还很长。

从建馆标准来看,艺博的未来是要以百年为单位计算的,与其它成熟博物馆相比,“路还很长”,而他们要做的,就是慢慢来,把握好艺博作为一所大学博物馆需要具备的“博大又深厚,聚焦又广阔”的调性。

他带着点笑意,眼神里却又有着严肃,这样谈论艺博的未来。

“几百年的事情,着什么急呢,把这个岗站好,我们都是过客。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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